账簿分类属于按照用途分类的是(账簿按用途可分为哪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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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一方面设置了分工明确的审计机构,另一方面则建立严密的税收账簿制度,使审计制度的内容明确、规范。

其审计内容要做到全国上下一致,就需有明确格式化的规定,作为账簿主要记载内容的税赋情况,就成为了首先规制的部分。

建立严密的税赋征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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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预防官吏假借国家征税之名,虚增税目、提高税额,剥削百姓,损公肥私,宋朝严格规定了税赋征收制度。

其一,明确赋税种类。

为了使税目有依据,朝廷事先对全国的土地进行普查,并将户口、军资、人户的六畜器械等财产登记。然后统计各地商品交易情况和各州县及场务的收支情况,得到各单位的收入额及总体的平均额,再计算出各单位应上交的税额,即为各单位的收入减去平均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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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各地、各部门应当的征收税赋种类和课利的比例、标准、减免条件等,都有了依据。许多官方文献里都作了如此规定,例如将地方向中央缴纳财物具体数额和缴纳时间做了详细的规定的熙宁三年制《上供钱物新格》。

又如对各地、各部门缴纳期限、物品质量及数量做了详细的规定的南宋时期颁布的《庆元条法事类》。而且法律规定的各种标准、数额与条件不得任意左右,各州县场务应上交入库的数额也不能随意变更,若有必须适用新的标准的,须经提点刑狱司审查,再向尚书省、户部申请或甚而奏请皇帝批准。

其二,明确税收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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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初三司统管国家财税,三司即户部司、盐铁司和度支司,其中户部司管理户籍、田地、税收统计,盐铁司管理工商业财政税收,度支司负责全国财政税收的统计支调,元丰改制后由户部取代三司理财职能。

在地方,由转运使负责一方财税事宜。转运使是宋代知州财税管理上的上级,提刑、常平司是通判的上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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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级统管下级,前者都监督着后者的税收情况。以商务税为例,宋廷要求各州县每年都要上交的固定数额的商务税,只要是“课利所入”,其详细数额皆需每天“申于州”。转运使“掌经度一路财赋”,对此负有监察之职。

各地州县长官对其下属的商务税有监督之职。通判下设理欠、磨勘、应在司,对州实行审计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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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每项财赋在具体收缴审查时就能对接到具体的部门和官员,每月的经济报告以及季度、年度的经济报告的呈送让中央牢牢掌握着地方税赋税额以及征收情状,一旦有官吏擅自挪用赋税的情况就能及时准确的发现。

如此,宋代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覆盖广阔、分工明确的审计系统。此外,为了提高审计官员的积极性,朝廷还对审计官员进行封赏,如神宗元丰年间规定:凡勾核出错漏的官吏,查出一分便赏三厘,即赏赐所稽查财物的十分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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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常规,偶尔赏赐额度还会增加,如《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时任“开封府界提点司”的冯靖向皇帝上奏请求酬赏,他说他在府界雍邱等县查出五千八百多贯的“失陷”税钱,立下了大功,希望圣上能够酬赏自己及相关人员。

宋神宗听罢,下令将所查出的税钱的一半拿出来作为赏赐赐予冯靖。

其三,严禁非法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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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严禁官吏施行横征暴敛等非法征收行为,例如元丰八年七月,时任殿中侍御史的黄降在奏疏中说到这样一件事:汁狭河的堤岸空地,是朝廷有旨“许人断赁”的地段,现在却有臣子态度蛮横地阻拦往来商户,那些官员强迫商户“须就官地为市交易”,而其他诸行业,即使不曾占地,也要缴纳地税课钱。

黄降上奏圣上,是希望让皇帝下令禁止,后果自然禁止。从此案例可以看出,违法征收的行为是受到官方禁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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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淳熙五年,南宋朝廷还用大字逐一列出官员向商户非法征税之情状共十五种,张贴在各税务门前,以示严厉禁止。

这样,明确赋税种类数额,分管到各司,下放到各路转运使,使各税类管理机构各司其职、井井有条,使中央与基层管理机构的联系可以更快速、更高效。从而使官吏贪腐的想法难以实现,达到预防官吏贪腐的目的。

建立严密的账簿审核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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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财政审计离不开“版簿”,版簿又叫版籍,是含有户口、纳税信息的账簿。宋代版簿出现之前,一般用“历”来记载财物收支记录,反映部门的收支往来。后来,有些部门将历改为簿,分类建立了“入库簿”、“钱谷簿”、“出入物科簿”等,使其更方便翻阅查看。太宗至道元年十月诏:“左藏库每月供帐”。

宋初三司在地方造簿的基础上,汇总、审核地方赋税,并造总账上奏。宋代十分重视账簿的重要性,对账簿的编纂规定得十分仔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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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神宗时,诸簿帐都定有“体制楷模”,为皇朝法式之一,规定:“诸仓库场务应收到钱物……从转运司每半年……点检。”又如,《庆元条法事类》规定了标准格式的账簿四十种,各地、各部门管理、上报财政税赋的账簿都必须依照该标准编制。宋代官员们在对百官劝诫时也提到了账簿的重要性:“县道财赋,本源全在簿书;乡典奸弊,亦全在簿书。”

为此,宋朝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帐籍的整理保管程序,即每本账簿的封面上必须盖印,并同时标明该账簿的页数、封题、编纂年月和所涉事目,再将这些账簿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编号、保存,遇到有人借出归还账簿都要记录勾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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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规定,“诸库务监官,任内赤历、库经、要切簿书无亡失者,听差注。”

也就是说,一旦发现这些账簿及凭证等记载的事项有出入、错漏,那么负责编造、保管这些账簿的监管官将会被处罚。账簿造出后,对其审计方式有账对账、账对物以及凭对账的形式,其中账对账主要是事后审计,凭对账则一般是事前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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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审计方法有初审、复审,上级审、就地审,账簿审、实物审,分级审、终审。审计方法灵活多变,内容涵盖账簿与实物。

在事前办理相关手续,在事后审计账簿,可以看出,官吏要办理一件财政相关的事情,需得经历重重审查,一旦有缺斤少两的事情,立时就会被发现。这为预防官吏腐败提供了良好的财政制度基础。

元丰改制后,比部接管三司的审计职能,审计内、外事务,即审计中央各部门出纳之物和地方政府的会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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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采取事后账簿审计、定期勾稽的方式。其中,定期勾稽是指它采取月计、季考及岁会的勾稽形式,即每月、每季或每一年定期勾覆诸司、仓库、场务呈送来的账籍,审计时需要对照券、帖、钞旁等各种会计凭证,盘查诸库务实物。如有隐瞒昧下的,则查询是否一样,理出出入情况。

如《宋会要》中记载:时任“比部员外郎”的谢卿材奉旨于京中核查诸库、场务的历与账簿时,要求查验相关的凭证,如有必要,则“家访本未利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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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察访本末利害”说明了有关官员们对账簿的审核,不是只有书面审核的形式,它有时还会与实地审查的方式相结合,只要能够查清账目,不拘形式,此即事后审计的职能体现。

具备事后审计职能的比部,同时也具有事前审计的职能。也就是说诸部门支取财物之前需要向有关部门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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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元祐元年三月,时任右司谏的苏辙曾道:尚书省级别的部门如果要支用钱物,先由尚书省裁度支取是否必要以及数量多少,上报皇帝,皇帝下旨许可才能支取。而尚书省级别之下的库务,支取必须先报给太府寺,由太府寺备案,再送达比部勾核同意,最后再送库务支给。

苏辙评论说他没有看到哪一件事项未经比部勾过就能自己支取的。可见,比部勾过是库务支给的必经程序,这是典型的事前审计职能的体现。它往往能在萌芽之初及时发现官吏贪污腐败的苗头,从而防止后续一系列经济损失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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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执礼,曾任徽宗时的比部员外郎,经手了大量与账簿有关的案件,他提到这样一个案例:曾有一位“苑吏”拿着价值三百万钱的茶券,说是奉宦官杨戬的命令来支取,甚急。掌管茶券的执礼拿过来一看便知他拿的是假券,那个“苑吏”想要辩驳,掌管此事的官员还是怀疑他,“乃独列上,果诈也”。

可见,事前审计有一定的效果。官吏收到凭由后,须得保存以便事后审计时与账簿记录形成对照。

此种须得获得支取同意的方式也进一步促进了“凭由”制度的产生。审计方式的多样性使百官将账簿的准确作为第一要义,唯恐疏漏,于是账簿上大大小小的财税之事他们都要做上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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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官箴《州县提纲·整齐簿书》提到:一县的所有财税都记录在账簿上,一县的所有乡典奸弊也都记录在簿书上。

而且一县之内所有户邑应当缴纳的税额也在上面,例如某户本来需缴税多少,实际收取多少,今年总体应该收多少,然后合科折色,某某物收到若干,“赋籍每户折色必据税总数而科”,一旦有需要折色的,那么就要逐项标明是在某月某日某处收取的钱物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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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想要知道某一户欠缴多少,翻开账簿一看便知。

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官吏受贿对账簿随意更改,致使账簿上的项目数额对不上,一遇询问,便说是收取的时候出了差错,官吏这种欺瞒行为很常见,他们有时候还故意用潦草、细小的文字来书写,以此让查阅的人看不清楚,从而使人难以清算的损失的财物赋税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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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陈襄强调每一户每年应收的赋税必须用大字、楷书写账簿上,绝不能随意涂改、添注,以使应收的税赋都收缴给国库,让财赋不会无形中消失。既强调了账簿的重要性,又叙述了账簿弄虚作假的几种方式。

可见,书面形式的账簿,上面一旦有批注与更改的痕迹,就容易被人找出苗头,官吏要是腐败,从账簿上就有可能看出来,严格的账簿审磨制度设置即在此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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